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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日本凭借大量贸易顺差积累了可观的外汇储备，同时也面临日元升值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。当时，日本财政赤字较高，难以借助财政政策实现贸易均衡，日本央行试图通过低利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，却导致资本大量涌入，国内资产价格泡沫逐渐积聚。与此同时，日本政府未能积极引导日元向外流出，反而采取了限制美元入境和输出美元的措施，导致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供应量不足，最终未能有效抑制日元升值趋势，而《广场协议》则成为日本经济转折的关键因素。面对类似情况，德国将长期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平准基金，用于调节马克汇率，同时通过资本账户逆差积极向外输出马克，使马克在国际货币市场的供给大幅增加，迅速成为国际硬通货。

不过，维护汇率稳定必然消耗一定外汇储备，其中蕴含风险，因为消耗储备并不能保证汇率必然保住，有时甚至可能徒劳无功。对中国而言，如果经济在未来一两年未能企稳，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减少并快速突破临界值，而汇率仍存在较强贬值预期，则可能面临挤兑风险。而保护外汇储备则可能面临汇率加速贬值的风险，市场非理性因素影响下，可能出现贬值、贬值预期与资本外流相互促进与强化，最终导致汇率大幅贬值，资本持续大规模外逃。其结果是金融市场动荡，经济体可能陷入“中等收入”陷阱。这也是近期人民币汇率预期逆转的重要原因，我们已经消耗了大量外汇储备来维护人民币汇率，无论说是幸运还是方法得当，总之阶段性的努力取得了成效。

外汇储备的主要功能在于满足潜在的国际收支需求，维持汇率稳定，缓冲外部流动性冲击，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支持与保障。从逻辑上看，适当运用外储使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安全波动区间十分必要。澳汇而且，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主要是在前几年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时，央行为了稳定汇率而被动积累起来的。这与当前运用外汇储备维护汇率稳定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。如果通过消耗一定量的外汇储备能有效减弱贬值预期，稳定汇率，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触底回升赢得时间，那么这种消耗可谓物尽其用且正当其时。

外汇储备与汇率之间是“唇亡齿寒”的关系，并非“非此即彼”。汇率大幅贬值会进一步加剧资本外流和贬值预期，甚至形成“汇率贬值→资金外流→贬值预期上升→资金加快流出”的恶性循环，外汇储备也会大幅缩水。若运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，有效控制贬值幅度，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，则会缓解甚至消除贬值预期，避免恶性循环，减少资金外流压力，外汇储备自然也就稳定了。

因此，从效果和结果来看，我国通过动用一定规模外汇储备稳住人民币汇率，并成功将汇率预期扭转为升值，是值得的。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会吸引资本流入，形成“汇率升值→资金流入→升值预期上升→资金加快流入”的良性循环，损失的外汇储备自然会逐步回流。当然，凡事有度，热钱持续流入也未必是好事。因此，我们要辩证看待汇率与外汇储备的关系，唇齿相依，协调并进。真正有效的管理在于让二者的关系始终维持在“适度平衡”中运转。